1. <tt id="zxrys"><form id="zxrys"><del id="zxrys"></del></form></tt>
    2. <cite id="zxrys"></cite>
      <ruby id="zxrys"></ruby>
      <rp id="zxrys"><menuitem id="zxrys"><strike id="zxrys"></strike></menuitem></rp><tt id="zxrys"></tt>
    3. <rp id="zxrys"><nav id="zxrys"><button id="zxrys"></button></nav></rp>

      <tt id="zxrys"><form id="zxrys"><delect id="zxrys"></delect></form></tt>
      <cite id="zxrys"><form id="zxrys"><delect id="zxrys"></delect></form></cite>
      1. <b id="zxrys"><form id="zxrys"><label id="zxrys"></label></form></b>
      2. <rt id="zxrys"><progress id="zxrys"><acronym id="zxrys"></acronym></progress></rt>
        首 頁 >>最新播報
        塵凡多變敢求真——憶念胡繩(組圖)
        2019-12-10 20:09:26
        來源:傳記文學雜志社
        作者:張復
        瀏覽次數:
         
        【字號
        打印
        【收藏】
        E-mail推薦:
        分享到:0
         

            1987年2月,父親去世,在遺體告別儀式之前,我的姐姐、哥哥收到了胡繩的一封來信:
            驚悉仲老逝世,不勝哀悼。我最初認識仲老是在1936年,至今已半個世紀了。我的第一本小書是在仲老督促下寫出來的,并收入當時他主編的一套叢書中。今天我本來要來同仲老最后告別,但臨時有重要會議,無法抽身,實在感到不安。希望你們原諒,并望繼承遺志,努力工作。此致
            張征、張平諸同志
            胡繩
            1987年3月2日北京

        1987年3月2日,胡繩致張仲實親屬的信

            胡繩當時已接替胡喬木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還兼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我的母親已在“文革”中去世,胡繩因工作忙不能出席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特意給我的姐姐、哥哥寫信致意,足見胡繩與父親的情誼。我和姐姐、哥哥看信后都很感動。
            胡繩晚年曾回憶青年時代他的“第一本小書”出版的情景:“我的第一本書是《新哲學的人生觀》,這本書實在是被動地寫的。在上海有一天坐公共汽車,我碰到張仲實。他那時是生活書店總編輯。當時的場面我記得很清楚,在車上我們都拉著扶手,他說你給我們《青年自學叢書》寫本書吧!我當時沒想到寫書,不敢答應,說寫不了吧。我問他寫什么書,他出了個題目叫《新哲學的人生觀》,我說考慮一下。這是出題作文,后來居然我就答應寫了。”
            我查了一下資料,胡繩的這本《新哲學的人生觀》是父親任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書店總編輯時,1936年向胡繩約稿,收入他主編的由生活書店出版的一套《青年自學叢書》。此前,生活書店出版了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叢書》,這是一套系列世界文學名著。為適應當時廣大青年求知的渴望,父親決定主編出版一套進步社會科學叢書,取名《青年自學叢書》。1936年6月,父親主編的《青年自學叢書》共有三十多種圖書開始陸續出版。除了胡繩的這本《新哲學的人生觀》,還有:《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錢亦石著)、《怎樣研究中國經濟》(錢俊瑞著)、《思想方法論》( 艾思奇著)、《民族問題講話》( 吳清友著)、《文學與生活》(胡風著)、《創作的準備》(茅盾著)、《社會科學研究法》(平心著)、《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何干之著)、《時論寫作》( 鄒韜奮著)、《文藝思潮小史》(徐懋庸著)、《新聞學概論》(胡仲持著)等等。這套叢書出版后,風行一時,廣大青年爭相購閱,許多人從這些書中接受了進步思想啟蒙。《青年自學叢書》大多是名家著作,胡繩是最年輕的一位作者。該套叢書在30年代共出版發行了100多萬冊(見《中國出版通史——民國卷》),這在當時識字率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民國時期很少見。
            父親向胡繩約稿,時年33歲,胡繩寫作《新哲學的人生觀》一書,時年18歲。《新哲學的人生觀》1937年1月出版,到當年7月就出了第四版,影響很大。此外,胡繩那時還發表了許多社會問題評論以及哲學、歷史學方面的文章,到20歲時,胡繩已出版了五部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由此,夏衍稱胡繩為“神童”。
            胡繩晚年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還說過,他和生活書店“關系密切”,“有些店員很熟系”,我想其中的一個可能是吳全衡。2018年,我看到由中華書局當年出版的《生活書店理事會會議記錄(1933—1937年)》,其中記錄著吳全衡1935年剛來到生活書店時任校對、編輯的工作事宜,吳全衡與胡繩都是蘇州人,是老鄉,吳全衡40年代在重慶與胡繩結婚。有生活書店的老人稱吳全衡是當年生活書店“一名熱情開朗而且非常活躍的女同事”,我想父親以后與胡繩熟悉,這與父親和吳全衡是生活書店的老同事,與胡繩夫婦都是老三聯人可能也有關系。
            胡繩與生活書店淵源深厚。除了早年父親向他約稿《新哲學的人生觀》一書,使“他與生活書店建立了血肉關系”,胡繩與生活書店的創辦人鄒韜奮、胡愈之也很熟悉。
            1937年“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11月上海淪陷后,胡繩從上海到武漢工作。1938年7月,為集中力量和充實內容,鄒韜奮創辦的《抗戰》三日刊與沈鈞儒、柳湜創辦的《全民》周刊合并,改為《全民抗戰》三日刊,鄒韜奮為主編,沈鈞儒與父親、胡繩、艾寒松等任編委,父親和胡繩成為同事。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保衛大武漢一時成為全國的抗戰中心,父親和胡繩相繼在《抗戰》三日刊、《全民抗戰》三日刊上發表多篇時政評論文章,可以想見父親和胡繩在武漢如火如荼的文化抗戰中并肩作戰的情景。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父親和胡繩先后離開武漢到達重慶,胡繩在重慶任生活書店出版的《讀書月報》主編,也是生活書店出版的《理論與現實》季刊編委。在重慶的生活書店工作了近三個月后,1939年1月,應東北實業家、生活書店元老、時任新疆學院院長杜重遠的邀請,在鄒韜奮的大力支持下,父親與茅盾結伴去新疆工作,兩人就此分別。
            1941年皖南事變后,胡繩陪同鄒韜奮去香港。在香港,他又成為鄒韜奮辦的《大眾生活》雜志編委。
            解放戰爭期間,1946年至1948年初,胡繩任上海生活書店總編輯,和他在上海生活書店一起工作的有陳原、戈寶權、王仿子、史枚等人,這幾個人在新中國成立后都成為新聞出版事業的骨干。
            1948年10月,在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后階段,為在各解放區有力地傳播進步文化思想,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在香港合并為三聯書店。其中,生活書店是1932年由鄒韜奮、胡愈之、徐伯昕在上海創辦;新知書店是1935年由徐雪寒、薛暮橋、孫冶方、姜君辰等人在上海創辦;讀書出版社是1935年由李公樸、艾思奇等人在上海創辦。胡繩出任合并后的三聯書店首任總編輯。
            1949年7月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三聯書店今后工作方針的指示》明確指出:“三聯書店(生活、讀書、新知三店)過去在國民黨統治區及香港起過巨大的革命出版事業主要負責者的作用。”事實也是如此,至1948年10月三店正式合并時止,三店共出版各種圖書1600余種,先后共編輯出版期刊約50種。這些書刊宣傳愛國進步思想,引導讀者追求真理,在中國人民抗日救亡和解放的年代產生過巨大的影響。與此同時,三店先后在全國各地開辦過百余家分店。胡繩出任三聯書店首任總編輯,時年30歲,也足以說明他的才學和組織能力。
            1948年夏,胡繩的名著《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由生活書店出版。1949年、1950年,該書由合并后的三聯書店再版。

        1949年,三聯書店出版胡繩著《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


            50年代初,父親在中宣部任國際宣傳處處長,胡繩調任中宣部秘書長,兩人又在一起工作,成為同事。
            50年代,胡繩還出任政務院出版總署黨組書記兼任人民出版社社長,三聯書店并入人民出版社,胡繩和他的老同事、老朋友們又在一起了。
            我在父親1964年的筆記本里,看到有這樣一段記事:艾思奇和胡繩兩人,對父親翻譯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的一處譯文,分別致信父親發表不同意見。父親寫道:
            艾思奇同志認為“第一性”這個譯語不必改變。
            艾思奇同志的來信:
            關于“第一性”這個譯語,我以為可以不必改變了。這個譯語已經用得很普遍,并且“第一性”和“第一”也有區別。第一是指通常先后順序中的第一、第二而言,“第一性”就已包含“根源性”、“始源性”、“最后根源”的意思。“第一”有時也有“首要”、“主要”的意思,但我們工作中的首要的東西,不一定就是最后根源的東西,這也是有區別的。所以,我認為不改也可以了。……
            胡繩同志對“第一性”這個譯語的意見,來信如下:
            我比較傾向于把Ursprungliehe , Primary譯作“本源”,這樣譯看來比較恰當。
            我的印象是,“第一性”這個譯語是聯共黨史的中譯者首創的。在此以前,一般都用本源或類似的字眼(未遍查各書,也許說的不準確)。事實上,不用“第一性”這樣的別處不用的專用術語,完全可以說清楚物質和精神的關系。硬造這個譯語是否必要,實在值得考慮,在翻譯俄文原本時,有無必要用“第一性”這個詞,我不知道。但是在譯《費爾巴哈論》時,如果像莫斯科版的中文兩卷集那樣跟著俄文走,把原文同一個字,一會兒先譯成“第一性”,一會兒又譯成“基本起源”,顯然是不適當的。如果一律改譯成“第一性”,也同原文不符。
            父親在記事中就上述兩人的來信怎樣處理也作了說明。中央編譯局專家小組根據《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的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進行了討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內《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這一處譯文,確定用“本源”這個譯語,而不用“第一性”這個詞。
            從這一段記事可以看出,三位老三聯人對學術探討是多么認真。
            “文革”期間,胡繩被撤銷一切職務,停止工作,在“五七”干校下放勞動。
            “文革”結束后,1977年開始的出版領域的撥亂反正,雖然嚴厲地批判了“四人幫”強加給三聯書店是“三十年代黑店”的政治誣陷,肯定三家書店及其后成立的三聯書店是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出版單位,為新中國成立前入店的三聯人恢復了名譽,但并未像對新華書店那樣,入店即是參加革命工作,計算工齡。對此,1980年父親與三聯老同志徐伯昕、胡繩、黃洛峰、錢俊瑞、華應申、邵公文等聯名上書中共中央書記處,但由于當時這類情況較多,未能及時解決這個問題。1983年5月26日,中組部專門發出《關于確定黨的秘密外圍組織、進步團體及三聯書店成員參加革命工作時間的通知》,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樣,生活、讀書、新知三店及其后的三聯書店分布在全國1600余人中的大多數,都滿意地解決了參加革命的工齡問題,離職后都享受了離休干部的待遇。這對三聯書店和整個出版界都是一件大事。
            1992年,胡繩74歲,他來到30年代投身進步文化出版事業的上海,面對滄桑巨變,感慨叢生,他賦詩四首,其中一首是《徐家匯》:“風風雨雨六十秋,弦歌舊地忽重游。懸知今夜團欒月,曾照當年萬戶愁。”另一首是《南京路》:“驅暝華燈萬盞紅,長街光彩勝瓊宮。徘徊卻憶艱難日,血灑成河戰更雄。”
            2000年夏季,82歲的胡繩病重。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選擇到上海來看看,選擇他從17歲到19歲投身進步文化出版事業的地方看看,這是他人生青春燦爛的時光,這是他一往深情的地方。當年他在上海,還結識了以后保持一生友情的許多老同事、老戰友、老朋友。再次來到上海,他到上海黨的一大會址參觀,還特意到鄒韜奮故居訪問,鄒嘉驪大姐陪伴著他。
            9月,距他病逝僅有兩個月,這位歷史學家、理論家回憶當年以三聯書店為代表的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時說:“1935年初,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蘇省委被破壞后,黨中央在白區的領導機關已不再存在。”但是,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及其辦的雜志社,“在各自作戰中,更加能夠跳出‘左’傾關門主義、教條主義的藩籬,獨立自主地做出符合實際情況的新創造,開辟出一片生氣勃勃的新天地。這一段時期實際上形成了一個以上海為中心、全國范圍的很有特色的進步文化運動和抗日救亡運動,其規模、深度和影響,都是前所未有的。這段時期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功績和經驗,是應當深入研究并在黨的歷史書上大寫一筆的”(《胡繩全書》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19頁)。
            有讀者認為,胡繩雖身居高位,但他的文章“有理不在聲高”,娓娓道來,學術性強,深入淺出。我想,他的這種風格應該與30年代他在上海從事進步文化活動有關。那時要跳出“左”傾關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藩籬,寫文章搞宣傳只能靠實事求是的說理來團結和動員廣大民眾,打棍子和扣帽子是無濟于事的。
            2000年11月5日,胡繩在上海病逝,許多文化界,學術界知名人士專程到上海向他告別,許多三聯書店的老同事、老朋友也專程到上海向他告別。
            鄒韜奮的女兒鄒嘉驪寫紀念文章說:“他在明知自己病情已惡化的情況下,猶念念不忘對韜奮的深情,一定要到韜奮紀念館來做一次瞻仰,這種情誼是何等高尚啊!”
            原三聯書店總經理范用寫紀念文章說:“古今中外,有幾個人到了七十、八十還能反思?我懷念胡繩,更欽慕其為人。”
            原中國出版家協會副主席王仿子寫紀念文章說:“胡繩是歷史學家,理論家,也是地地道道的出版家,他說著作界與出版界好比是同一車子的雙輪,在文化事業上相互輔助,相互推動。”
            著名歷史學家金沖及寫紀念文章說:“胡繩曾把胡喬木稱為‘百科全書式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并且說‘這樣的學者至少在我們黨內是不多見的’。這些話同樣可以移在他的身上。”
            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寫紀念文章的標題是“與時俱進:胡繩學術晚年的新輝煌”;原中宣部副部長鄭必堅寫紀念文章的標題是“堅定的信念 深入的思考”;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鄭惠寫紀念文章的標題是“悼念思想理論界一代宗師胡繩”。
            胡繩與夫人吳全衡的骨灰安葬于蘇州橫涇錦繡公墓。黑色的大理石平臺上,有一個用漢白玉雕刻成的打開的書卷,書卷上方巨大的褐色花崗巖墓石上鐫刻胡繩的手跡“恨己讀之書太少,惟求知之心日增”。胡繩的家人說這句話很好地體現了胡繩的一生。
            二
            我上小學時就看見家里的舊書架上擺放著胡繩寫的兩本書,一本書是《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第二本書是《棗下論叢》,自然,那時我沒有看過這兩本書,因為我看不懂,那時我也不知道父親和胡繩認識。

        《棗下論叢》 胡繩著


            我上初一時,正趕上“文革”,學校罷課鬧革命,在混亂中度過了兩年,16歲時又去陜北延安上山下鄉、插隊落戶。一年后,我最大的變化就是求知的渴望。我渴望知道“繼續革命”的原理,渴望知道中國革命的來龍去脈。從14歲下半年開始在學校“罷課鬧革命”,再來到陜北插隊落戶,我已有三年多的時間沒有上學讀書了,我是多么渴望讀書,渴望讀報,渴望有個老師能解答我心中的種種疑惑啊。可是身邊幾乎沒有書,沒有報紙,也沒有老師。
            1970年1月,冬天農閑時分,我第一次從陜北農村回北京探親。那時,母親已在我去陜北一個多月后去世,父親是“走資派”,我們家搬家了,新家在西城區豐盛胡同南側的一條叫后泥洼胡同的大雜院里。我按照父親寫信告訴我的地址,從北京站下了火車,跌跌撞撞地找到了新家,新家有三間小平房。初回北京,我既不安也興奮,不安的是母親不在了,原來的家不見了,但畢竟父親在,還有家。大雜院很陌生,院內住著二十幾戶人家,院內只有一個露天的水龍頭。各家每天洗臉、洗菜、做飯、燒開水都共用這個水龍頭接水。眾多鄰居在這個露天水龍頭接水碰面,大多一臉嚴肅不說話,接完水就走人。有幾次,我接水,碰見緊鄰我家的邢賁思,姐姐告訴我他在哲學所工作,我對他欲言又止。后來在水龍頭處見面多了混了個臉熟,一次接水又見到他,我才鼓起勇氣向他請教:
            “邢叔叔,我想學習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您看我讀什么書好?”
            “ 胡繩寫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你可以把這本書當做學習中國近代史的入門書。”邢賁思看了一眼“知青”模樣的我回答道。90年代,邢賁思成為中央黨校副校長,我很感謝他當年向我推薦學習胡繩著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這本書。
            那次從延安回到北京,在家里的舊書架上,我從抄家后剩余的書里挑選了《毛澤東選集》四卷本、艾思奇主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胡繩著《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和《棗下論叢》、蘇聯羅森塔爾主編《簡明哲學辭典》,還有魯迅的兩本文集等書帶回陜北,帶回這些書是我這次回北京最為滿意和興奮的一件事。
            回到陜北農村后,在白天田間勞動的間隙,特別是在深夜的窯洞里,我伴著小煤油燈,如饑似渴,看了許多遍從北京帶回來的這幾本書,有時從深夜幾乎看到天明,兩個鼻孔都被熏上一圈黑黑的煤油煙。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使我知道了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知道了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以后聽說艾思奇主編的這本書,胡繩也參與其中,但是他不愿意署自己的名字。胡繩的《棗下論叢》是一本理論論文集,其中有《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為什么歌頌武訓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表現?》《論胡適派腐朽的資產階級人生觀》《爭取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徹底勝利》等,我看了似懂非懂;而《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這本書使我第一次明晰地知道了什么是洋務運動,什么是戊戌變法,什么是辛亥革命等等;特別是使我第一次知道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諸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這本書是我學習中國近代史的啟蒙書、入門書,也是一直陪伴著我從青澀混亂的學生時代到百味人生轉折時期的幾本書之一。
            讀這些書確實“漲知識”,但是聯系眼前冷漠的現實,從這些書中似乎還不能完全解答我心中的種種困惑。然而讀這些書使我大開眼界,激發了我讀更多書的渴望。
            “文革”結束后,我回到北京,看到文化界的老朋友來往也多了起來。1981年7月,父親收到胡繩寄來的剛剛出版的新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下兩冊),扉頁上胡繩寫道“仲實同志指正”,下面還蓋了一方胡繩的紅印。問起父親,才知道胡繩和父親是老同事、老朋友。
            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大地逢春,百廢待興,我陪父親去看胡愈之。胡愈老的家在北京東城區汪芝麻胡同,車子經過南鑼鼓巷園恩寺時,父親說胡繩的家在這里,我們順道去看看。我很興奮,心想就要見到我少年時代仰慕的大師了。
            走進胡繩家的小院,這是一個四合院,我急切地尋找那棵棗樹,因為我從小看到家里的書架上就有一本胡繩寫的《棗下論叢》,我還把這本書帶到了陜北,又從陜北帶回了北京。可惜,我沒有找到那棵棗樹。后來得知,胡繩寫《棗下論叢》是在東城區史家胡同的家,那個院子里有一棵棗樹。再走進書房,我第一眼看到的胡繩,他正在低頭聚精會神地看著手里拿著的一張《北京晚報》,頭顱碩大,感覺很睿智。看到父親到來,胡繩和父親山南海北地聊起來。那次在胡繩家,兩人談起了30年代在武漢、重慶和胡愈老一同工作的日子,兩人也談到了“文革”,談到了改革開放,歲月如梭,兩人不勝唏噓。胡繩和父親具體談了哪些問題我已記不清了,胡繩碩大的頭顱和他凝神細看《北京晚報》的樣子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80年代初,有一段時間,我對積攢“首日封”感興趣。一次,我拿著一張“首日封”去胡繩家里請他簽名留念。到了胡繩家,我先去和吳全衡阿姨聊天,聊到我看過的一些胡繩寫的著作,我感慨地對她說:“胡老腦袋大大的,人們都說腦袋大的人聰明,是嗎?”
            “ 是啊, 腦袋大大的, 人很聰明呢!”吳全衡用雙手比劃著一個大腦袋的圖形,笑嘻嘻地對我說。
            這情景,至今記憶猶新。
            那一次去胡家是1983年4月,正值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際,我拿出中國郵政發行的紀念“首日封”,請胡繩在上面簽名留念。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首日封”,左邊是一幅馬克思的素描像,右上角有兩枚紀念郵票,一張是馬克思在演講,另一張是馬克思的坐像。這位理論家微笑著端詳了一下“首日封”,便在“首日封”上面憑記憶仔細寫下了馬克思的那句名言:
            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艱險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馬克思語 胡繩

        1983年,胡繩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國郵政“首日封”上題詞


            以后,我又拿著三張有關中國近代史的“首日封”請胡繩簽名留念:一張是紀念林則徐虎門銷煙的;一張是紀念辛亥革命75周年的“首日封”,上面分別有孫中山、黃興、章太炎三個人的紀念郵票;另一張是紀念鄒韜奮誕辰九十周年。這位歷史學家看后也欣然提筆在這三張“首日封”上簽名留念。至今,我還珍藏著胡繩簽名的這四張“首日封”。
            1986年,中共中央黨校舉辦艾思奇逝世20周年紀念會。艾思奇是著名哲學家,也是讀書出版社的創始人之一,是三聯老人,我陪父親參加這次紀念會。參加紀念會的有兼任中央黨校校長的王震,還有學術界知名人士鄧力群、楊獻珍、張友漁,許滌新、韓樹英等。胡繩也參加了座談會,那時他已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在與會嘉賓集體合影中,知名嘉賓都坐在前排的沙發上,而胡繩卻謙虛地站在沙發后面。

        |<< << < 1 2 > >> >>|

        (責任編輯:cmsnews2007)
        ·上一篇:“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由來
        ·下一篇:無
        ·塵凡多變敢求真——憶念胡繩(組圖)
        ·胡繩
        ·2000年11月5日 胡繩逝世
        ·習仲勛在深圳會見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胡繩
        中直育英同學會版權聲明:
        1、凡本網注明“來源:中直育英同學會”的所有作品,版權均屬中直育英同學會所有,未經本網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摘編、復制或利用其他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經本網授權使用作品的,被授權人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中直育英同學會”。違反上述聲明者,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2、如因作品內容、版權和其他問題需要與本網聯系的,請來信:js88@vip.sina.com
        台湾佬中文娱乐香蕉网-黄色视频网站在线观看-日本网站大全黄页视频